1.零式战机的克星 二战时期著名的空战战术“萨奇剪”
2018年3月5日，微软联合创始人、美国亿万富翁保罗.艾伦的“海燕”（Petrel）号发现了珊瑚海海战中沉没的美国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在列克星顿残骸附近3000米深的海底，静静的躺着这样一架美军格鲁曼F4F3型野猫式舰载战斗
这是一架非常有趣的战斗机，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架沉没在海底的野猫式战斗机残骸说起。
编号5的F4F野猫战斗机，黄圈位置可以看到VF3中队队徽
红色方框内，有4个日军战绩（仅差1机获得ACE王牌称号）
该机编号F-5，驾驶员推测为VF3中队的Noel Gayler
【约翰S.萨奇】
珊瑚海海战时，列克星敦号舰载战斗机VF3中队的指挥官就是顶顶大名的约翰S.萨奇，著名空战战术“萨奇剪”（又名“萨奇交叉曲线飞行”）的发明者。
1905年4月19日，约翰·史密斯·萨奇在出生于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他是两位学校老师的孩子。萨奇跟随着他哥哥的脚步，加入了美国海军，并于1927年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毕业，这之后他在战列舰密西西比号和加利福尼亚号上服役。
1929年他考取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并加入到CV-1 兰利号的VF-1B中队；这个中队由于他们部队的标记是一顶高顶礼帽而被称为“高帽中队”。
波音公司的F2B战斗机，VF1-B高帽中队
1929年，VF1-B中队从兰利号转属CV-3萨拉托加，转为战斗机中队。
【与克拉克.盖博一起出演电影】
1931年，当时还是海军中尉的萨奇便驾驶寇蒂斯F8C-4（HellDiver）参演好莱坞电影“地狱俯冲者（Hell Divers）”，与好莱坞影星克拉克.盖博一同演出，这部电影是在CV-3萨拉托加号上面拍摄的。
彼得.杰克逊电影金刚中的寇蒂斯F8C-4（HellDiver），VF1-B，高帽中队
萨奇也被聘试飞员，1932年，他驾驶唯一的一架Hall XP2H四引擎双翼水上飞机，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出发到巴拿马，并飞行了3200公里只用了25小时15分钟，打破了当时的飞行记录。
在20世纪30年代，VF1-B高帽中队还飞过波音F2B/F4B、寇蒂斯 F11C/BFC“苍鹰”和沃特 SB2U-1“维护者”。随着部队换装，萨奇驾驶的飞机越来越大。
当战争的乌云弥漫在视野之中时，已经成为海军上尉的萨奇已经是海军飞行中队VF-3的执行官（副指挥官）了。在1940年，他获得了一封赞扬他杰出战术、空中射击和投弹训练的嘉奖信。
【海军少校，VF-3指挥官】
1941年12月7日，二战爆发时，约翰·S·萨奇36岁，他是积累了3000飞行小时的海军少校，指挥着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的战斗机中队VF-3。
一开始装备的是布鲁斯特F2A 水牛 ，随后升级为格鲁曼F4F 野猫。
1940年3月，VF3指挥官约翰S.萨奇的F2A水牛降落失败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加上航空母舰舰载机机队，满打满算只有250架零式战斗机，凭借零战优异的性能和超远的航程，英美荷澳四国在亚洲的殖民地空军配备的二手过时的水牛、飓风、玩具枪等战斗机完全不是对手，几乎被零战和隼式（日本陆航）一扫而空。
零战21型与美军P40B战斗机（陈纳德飞虎队也用这款）性能对比
在盘旋性能和火力、飞行高度上零战胜出，而最大平飞速度上P40B胜出
约翰S.萨奇还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就在构思一种战斗机分队防御战术。他首先用火柴棍在桌子上思考新战术，然后第二天在空中做试验。
依据这些试验的基础，萨奇开创出了他称之为Beam Defense Position——分队防御战术，不过这个战术不久便被称为萨奇剪（Thach Weave）。
由于战斗机的设计原因，机首指向的方向攻击力最强大，而机尾方向最脆弱，飞行员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一架敌机紧紧咬在你的侧后方。
约翰S.萨奇通过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在你被击落之前，将敌机快速的勾引到你同伴的射击窗口去，这有点像钓鱼。
作为最成功的战术之一，萨奇剪相当简单——当一对美国海军战斗机被敌军一架更具机动性的战机——比如零式战斗机攻击时，那架被攻击的飞机便成为了“鱼饵”，而他的僚机便成为了“鱼钩”。
鱼钩和鱼饵会向靠近对方的方向转动，这时路径出现交叉。然后当他们在分叉航线上飞得足够远时，他们又会再次执行交叉航线。一旦此方案成功实施，鱼饵将会在鱼钩的机鼻前通过，同时敌机会在鱼饵的机尾后。这样会给鱼钩获得一个射击窗口并一击致命。
萨奇剪也能在稍大规模的两对战斗机中使用并对抗敌机编队；这时候，一个机组作为“鱼钩”，另一个机组作为“鱼饵”。在同伴VF-3的飞行员奥黑尔领导着另外四位飞行员作为进攻方的帮助下，约翰S.萨奇领导着四位野猫飞行员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测试。结果令人满意。
“布奇”—爱德华.奥黑尔的F-15号机，珊瑚海VF3中队
萨奇剪在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中首次使用，而它也产生了不俗的效果。VF-3使用其机动性作为列克星敦号航母的防御，该中队在护卫中击落19架日本战机。
一个月后，中途岛海战中获得更广的应用，萨奇剪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中途岛海战的时候，VF-3已经装备了新型的F4F-4野猫舰载战斗机。但萨奇并不喜欢这种新战机，由于萨奇需要的是速度和敏捷性的提升而不是多了两门笨重的机枪，F4F-4型火力上的提升（由4挺12.7mm 升级为6挺12.7mm机枪）却导致了野猫实战效果的降低。
尽管如此，虽然寡不敌众，但萨奇还是在6月4日一次作战中击落三架零战，不久又击落一架九七舰攻。中途岛海战结束时，萨奇已经击落了六架敌机。
6个击落战绩的约翰S.萨奇
老美的思路是，你的成功经验传给新兵们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因此萨奇为他的成功付出了代价——萨奇在经历这六个月的战斗行动后从前线调离，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任空战战术教员。
萨奇在休假期间修改了《美国舰队飞机，第一卷》，载机USF-74（修订版）中的“战斗机战术”部分，由3机小队编组改为更先进的4机小队编组，每个分队包含长机和僚机，每个小队分为长机组和僚机组，事实证明，这种编组方式远远优于日军海军海空兵和美军之前使用的3机小队编组方式（这种战斗编组方式的变化，为美国海军舰载航空兵带来了两年的空战战术优势，而对面的日本海军航空兵直到1943年拉包尔航空队才开始尝试使用4机编队这一战术，其价值一点也不亚于萨奇剪战术动作）。
1945年日本帝无条件国投降，此时约翰S.萨奇担任海军中将约翰·麦凯恩的行动事务员，见证了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战舰上的日本的投降仪式。
日军签署投降书时，在战列舰密苏里上空阅兵的美军战机编队。
二战后萨奇升为海军上校，并在朝鲜战争中指挥西西里号USS Sicily (CVE-118)护航航母。后来他又指挥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航母。
USS Sicily (CVE-118)的指挥官约翰S.萨奇
1955年他升任为海军少将，研究冷战时期的反潜战战术。之后，他接受了五角大楼的任命（注：1960年升为海军中将），成为了海军空中作战部副主任。
他在1967年5月以海军上将（注：1965年升任）的身份退休，他的最后任命是美国驻欧洲海军部队司令官。
约翰·萨奇在他的76岁生日前几天，于1981年4月15日逝世。
一艘佩里级护卫舰以萨奇为命名(FFG-43)，这艘军舰于2013年11月退役。
本文作者：飞行猪
2.广东省2021年能效标识省级计量专项抽查：18批次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全部合格
中国质量新闻网讯 2022年3月7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021年能效标识省级计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的通告（2022年第28号）。其中，抽查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18批次，经检验全部合格。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生产企业名称
受检企业
生产企业所在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或批号
检验
结论
1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国金商店
江苏省
JSQ26-CSCX
2021年7月9日
合格
2
博世热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
上海市
JSQ22-AA
2016年5月
合格
3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
佛山市
JSQ22-11N6
2021年8月28日
合格
4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
佛山市
JSG13-6.5B
2021年6月7日
合格
5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南山店
佛山市
JSG16-8K2
2021年8月19日
合格
6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南山店
佛山市
JSQ30-16K7
2021年8月17日
合格
7
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罗湖万象分店
江苏省
JSQ19-B（SCH-10E58)
2019年12月27日
合格
8
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罗湖万象分店
江苏省
JSQ25-E
2020年9月29日
合格
9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罗湖万象分店
浙江省
JSG31-D1602
2021年4月9日
合格
10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高要区金利镇金昇电器商行
佛山市
JSQ30-JM3
2020年10月5日
合格
11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高要区金利镇金昇电器商行
佛山市
JSQ25-ZC5
2021年4月9日
合格
12
青岛经济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
高要区金利镇金昇电器商行
山东省
JSG25-13ZH3（12T）
2021年7月29日
合格
13
青岛经济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
高要区金利镇金昇电器商行
山东省
JSQ25-13DM（12T）U1
2020年8月29日
合格
14
阿诗丹顿燃具有限公司
高要区金利镇金昇电器商行
中山市
JSQ33-18F8
2020年9月29日
合格
15
中山市创尔特厨卫有限公司
中山市创尔特厨卫有限公司
中山市
JSQ25-DBJ13
2021年9月3日
合格
16
中山市创尔特厨卫有限公司
中山市创尔特厨卫有限公司
中山市
JSQ19-DBJ10
2021年8月7日
合格
17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华帝股份
有限公司
中山市
JSQ30-16ZH7i
2021年8月23日
合格
18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华帝股份
有限公司
中山市
JSQ30-16ZC1
2021年8月28日
合格
3.血战长津湖
壹
1833年3月，美国人搞了支骑兵团驻守在美墨边境，三年后，部队定名为美国第1龙骑兵团。
龙骑兵那时还属于步兵兵种，拿着短管大口径火枪，带着冷兵器，能骑马对砍也能下马开枪，常负责警戒、抢要塞等任务，不参与骑兵冲锋，1861年这支部队改为美国第1骑兵团，先后参加过布尔伦战役、安提塔姆战役、葛底斯堡战役、莽原战役、阿波马托克斯战役，1921年9月部队在德州布利斯堡又换了全新装备，改名为第一骑兵师，还是负责边境巡逻。
二战爆发后的1943年，第1骑兵师先在澳大利亚摸爬滚打训练了半年，1944年2月底开赴战场，主要在太平洋地区跟日军交战，先完成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两栖登陆战，后在攻克莱特岛、吕宋岛、马尼拉战役中表现突出，是陆军部队里奠定胜利的先锋部队，几乎攻无不克。
由于战功赫赫，从没有吃过败战，第1骑兵师成为美军王牌，号称160年没有败绩。
这个不败战绩一直维持到1950年11月，遇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
然后，有了。
贰
二战结束后，美国意识到和苏联无法共存，1946年乔治.凯南发表了那封著名的电报，分析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建议遏制苏联，第二年凯南被提拔去国务院工作，后一手推动CIA的建立和马歇尔计划，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祖师爷，明确要对苏联“进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
从此美苏双方互为死敌，美国在二战后出兵朝鲜和越南，都是意图遏制苏联的扩张。
二战后朝鲜半岛分割成南北两半，金日成一直想统一半岛，斯大林原先不同意，不想跟美国直接干起来，但在1950年1月26日，中国向苏方提交了收回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路的协定草案，要求两年内收回在东北的全部主权，30日斯大林就给朝鲜发电报，同意金日成拿下朝鲜半岛。
斯大林为人谨慎，这么做肯定是做出深思熟虑的，如果金日成打赢了，他能在半岛替苏联找到新的出海口，如果金日成打输了，驻军鸭绿江畔，苏联就有机会把军队驻扎在中国东北，继续控制旅顺、大连。
为了避免东北陷入被美苏争夺的命运，也为了保卫中国的革命果实、不让战火再次烧到自己的家园，同时为了社会主义联盟，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
日本殖民朝鲜时，将工业都放在矿产集中的北部，南部则定位成农业区，因此6月25日金日成攻向南方时，就是以工业区打农业区，双方实力悬殊，北朝鲜拥有的大炮、飞机数量远超南朝鲜，军队数量也是南朝鲜的两倍，差一点拿下半岛全境，但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势如破竹，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反推，10月19日就攻占了平壤。
在南朝鲜开战的第三天，美军就派军舰封锁了台湾海峡，10月8日金日成紧急向我方求援，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抗美援朝。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12个师赴朝参战，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
叁
据刘振华上将回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发生在10月25日。
他当时28岁，在第40军118师任政治部主任，部队19日晚跨过鸭绿江大桥，为了防止空袭，昼伏夜行，无线电都停了，24日晚得知要和一支敌军遭遇，第二天凌晨四点前到达温井阵地，上午十点收到团长褚传禹电话，南朝鲜军第6师2团3营和一个炮兵中队进入埋伏圈，师长邓岳下令攻击，3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被切成3段，一个营和炮兵中队两个多小时全部被消灭。
此后10月25日，便被定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南朝鲜军的战斗力简直不堪一击，韩剧里吹上天的“白虎团”，号称南朝鲜第一荣誉师，金城战役中，被志愿军68军203师一个渗透迂回，两天几乎全歼，12名志愿军战士穿着韩军的服装，假装美军顾问轻易就摸到了他们二清洞指挥所，12人包围100多人，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还把他们的虎头旗给缴了，这面旗子现在还收藏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南朝鲜军队都没什么存在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的眼里，只有当时世界最强的美军。
此时志愿军38、39、40、42军隐蔽入朝，后面加上其他部队，到11月初时共有约30万人，“联合国军”则有地面部队23万人，看起来人数差不多，实际上双方在装备上简直不在一个时代。
在开始讲述和美军正面交锋前，必须先理清楚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战绩。
美军每个步兵师都配备355门火炮，其中火炮18门、重炮71门、榴弹炮4门、迫击炮22门，高射炮、火箭筒等另算，我军一个师只有12门山炮。
美军一个师有电台1600部，我军一个军才有数十部电台。
美军一个军有几千辆汽车，我们一个军只有45辆左右。
美军另有1200架飞机，主要是F80、F84、F86A，飞行员都有1000小时以上飞行经验，300多艘舰艇（包括航母、巡洋舰、战列舰、驱逐舰等），1000多辆坦克，330辆装甲车。
志愿军不足300架飞机，主要是米格15，我们的飞行员很少有100小时的飞行训练。
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不到美军一个师火炮装备的一半，他们的火炮口径大、射程远、弹药充足，高射炮最远能打20多公里，而志愿军的火炮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日军、国民党军手里头缴获过来的，口径小、射程近，最远只能打10公里。而且我们的军工厂还在建设阶段，弹药匮乏，每门火炮只能下放二十个炮弹名额。
极寒天气下，迫击炮打出去的炮弹，三分之二还成了哑弹。
美军步兵的枪支大多是自动或半自动，主力是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M1、M2、M3卡宾枪、M3冲锋枪、勃朗宁M1917A1水冷式重机枪等，早期志愿军则主要还是中正式步枪、三八式步枪、汤姆逊冲锋枪、春田式步枪等，后期才拿到苏联的莫辛纳甘步枪、波波沙冲锋枪、DP轻机枪、郭留诺夫SG43重机枪等。
后勤方面，美军配发有羊毛衣裤、带帽防寒服、防雨登山服、鸭绒睡袋，外衣是特殊的防寒防雨面料，靴子是多层毛毡垫。
志愿军早期极缺防寒衣物，第9兵团每个班十多人只有一两床棉被，晚上十几个挤在一起取暖，入朝第一天就冻伤800人，20军总结冻伤减员的原因时，说除棉衣发齐外，棉帽、棉鞋等都未得到补充，11月上旬20军才领齐了棉胶鞋、布棉帽。
吃的方面差距就更大了，美军吃的是随身携带不经加热就可以食用的野餐，花样翻新几十种，另有巧克力、口香糖、香烟等，甚至可以在感恩节吃上火鸡，而志愿军战士只能吃到炒面、土豆。
正在吃土豆的志愿军战士
正在吃火鸡的美军
最常食用的炒面，并不是我们常说的面条，而是用七成小麦、三成大豆或高梁或玉米磨碎、炒熟，放一点食盐的干粉糊糊，吃起来十分干涩，所以常听到“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吃法，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光吃土豆和炒面容易得肠炎、痢疾。
按志愿军老兵回忆，当时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土豆还得用腋窝暖化之后一层层地啃，冻过的土豆又苦又硬，大家都不爱吃，就是这种食物，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家更喜欢吃炒面，但吃炒面必须就水，要不又噎又呛，根本没法下咽。
自己没吃的没穿的没武器，缴获敌人的行不行？
非常非常难。
当初跟国民党军队交战，我军缴获了大量物资，所以常称蒋校长是“运输大队队长”，但跟美军交战时情况完全不同，在第二次战役里，我们曾一次性缴获数千辆汽车和大批装备物资，结果美国在几小时内出动大量飞机，将车辆全部炸毁。
没有制空权，是志愿军在朝鲜困境的最大根源，使我们在朝鲜的作战极为被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全军总共仅1000辆车，就被美军空袭炸毁了600多辆，志愿军缺衣少粮，主要是物资运不过去的原因，看到士兵们在前线吃苦，我们也很想运鸡蛋过去，但每次都被美军给炸毁了。
也因为没有制空权，造成我们只能白天隐蔽，晚上潜行进攻的特殊打法，打得美国军队一辈子心理阴影，迫使美军战争结束后，加强了夜视仪和运动战的研究。
当时志愿军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军，是全方位落后的，无论装备、后勤、制空权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就是以一个农业国的基础去打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差距大到令人窒息。
简直像一个十七岁的瘦弱少年，手里只有一把匕首，却要面对一个两百公斤、全身盔甲、手拿大刀的壮汉，看起来一丁点胜算都没有。
但是我们与美军的第一战，以弱敌强，就打得号称160年不败的美第1骑兵师抱头鼠蹿。
肆
在118师痛揍南朝鲜军队后，当夜和120师乘胜攻占温井，10月28日，东边的38军113师338团与337团在熙川与敌军发生交火，29日进攻熙川，发现敌军主力因为听到温井惨败，已望风而逃，连指挥机关的电话线都没来得及撤走。
29日当天，志愿军39军也在云山以北三面包围了南朝鲜第1师，美军第8集团军沃克中将急命第1骑兵师从平壤来换防，要求驻守云山，防止我军拿下云山后向西，将“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劈成两半。
彭老总也看中了云山的战略位置，要求39军必须拿下云山。
39军是我军劲旅，前身是红25军，曾参加过平型关大捷，也是四野精锐，解放战争期间曾从东北打到西南，战斗经验丰富，也是我军王牌。
10月31日晚上，美第1骑兵师与我39军在云山遭遇，王牌对王牌的战斗打响。
但交战初期我军以为在打南朝鲜第一师，美军则根据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的判断，知道会遇上中国军队，但他们根本没把志愿军放在眼里。
毕竟他们常跟国民党打交道，以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就是中国军队的实力。
下午五点，南朝鲜3个团跟美军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3个营换防，我军误以为敌军要逃跑，发起了总攻，云山战役打响。
南朝鲜军人见到志愿军冲过来，跟放羊一样一哄而散，把美军第8骑兵团1营扔在了前线，看得美国人目瞪口呆。
王扶之的343团切断了龙兴洞通往云山的公路，美军大惊，急调骑兵5团来夺居人桥，结果被我军打得溃逃，第8骑兵团急忙要逃，志愿军全线出击，几个小时内将美军云山外围阵地冲散，这时志愿军才发现打的是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39军军长吴信泉兴奋地喊：
“王牌？老子打的就是王牌！”
士兵们也兴奋得嗷嗷叫：
“老子是王牌他爹，专克狗日的王牌！”
就在云山城外交火激烈时，志愿军346团4连接受穿插进云山城，连长王振斌带着三个排沿着河床往云山赶，在公路上遇到美军第8骑兵团第3营，美军误以为他们是南朝鲜军，还跟他们握手，4连将计就计进入城内，在美军营部突然吹起军号，向营部胡乱开火、扔手榴弹、炸药包，将3营营长奥蒙德打死，39军趁机冲进云山城展开近战，美军优势火力无法发挥，第8骑兵团团长帕尔马只能命令突围。
但是南朝鲜人给美军挖了个天坑，他们逃命逃得太快，使美军后撤时两翼失去了保护（美军：MMP），美军按第2营、第1营、第3营的顺序撤退，3营跑在最后面，被我军合围。
美军最优秀的王牌军素质还是不错的，第3营遂坚守环形阵地等待救援，美第1骑兵师第5团想来营救，几次都被击退。
之后39军连续发起了两次夜间攻势，到11月3日晚间，除个别美军突围，其余全部投降，第3营被歼灭，最后连番号都被取消。
此次战役共歼灭美军1800人，击毁缴获坦克28辆，火炮190门，飞机4架，汽车170辆，全歼美军王牌师一个营，案例被编入日本陆上自卫队《作战理论入门》，战果深深震撼到了美国人。
一直到2005年，史上最傲慢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跟着小布什访华，还点名要参观第39集团军，难以忘怀当年之耻。
在这之前，美军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但他们真遇到志愿军时，见到的是一群拿着老旧二战武器的士兵，极其有纪律漫山遍野地完成穿插包围，前赴后继地冲锋，忍饥耐寒地在黑夜里靠着双脚疾行，利用夜幕靠近阵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准确地插入防线薄弱地带，有时全然不顾伤亡，不断地冲来，而全部行动只由军号、哨音和锣声指挥。
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我们的战士会抱着炸药包跳到坦克上，或者直接拉响手榴弹，他们被志愿军舍生忘死的精神，惊骇得忘记了开枪，眼睁睁看着坦克被炸毁。
这是一群不畏死的人，这是一群为了国家愿意舍生的人。
如果只谈装备，志愿军39军在美骑兵第1师面前简直不在一个时代，但美国的王牌师第一仗即被击溃。
因为美军只拥有钢铁铸成的先进武器，而中国军人，拥有的是钢铁般的意志。
伍
就在39军发起云山之战时，11月1日晚，40军向宁边突击，在上九洞、古城洞、墨时洞遭遇南朝鲜第1师主力，第66军进至龟城，第50军夜渡安东，而38军占领了球场、院里地区，南朝鲜军发挥了他们一贯优良作风，看到志愿军掉头就跑，一路夺命狂奔，追都追不上。
志愿军攻势太猛，“联合国”军深感不安，11月3日起西线撤退至清川江以南，东线退至黄草岭一线，麦克阿瑟扬言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失败了。
可惜我们没有强大的机械化部队进行追击。
11月4日彭总致电毛泽东，提出部队休整，第一次战役就此结束。
第一次战役美国吃了些亏，但总体上损失不大，麦克阿瑟这边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势”， 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联合国军”对朝鲜北部进行了两周的轰炸，将鸭绿江上的桥梁，清川江以北的城镇、铁路、桥梁全部炸成一片废墟，切断中国军队的人员物资补给。
另调来“联合国军”其他部队，一共在前线凑齐了5个军共13个师3个旅加一个空降团，共计22万人，还有1200架飞机，900辆坦克。
彭总则要求各部队故意后退，将破旧枪械丢弃示弱，准备“诱敌深入、各个击破”。
我军此时在朝鲜共有9个军30个师38万人，计划在西线集中6个军，诱敌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平南镇一线歼灭，在东线由第9兵团3个军镇守，诱敌至旧津里、长津一线歼灭。
11月6日“联合国军”对志愿军试探进攻，志愿军故意放弃前线阵地，“联合国军”被揍过一次，不敢大意，小心谨慎的前进，志愿军嫌他们推进太慢，放弃阻击直接北撤，“联合国军”以为志愿军真的怯战，加快行进速度，到21日西线到达嘉山、宁远一线，东线到达长津湖地区。
我军主力也在两线集结完毕，25日，志愿军计划发起第二次战役。
闻名天下的长津湖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但此时的“联合国军”并不知道志愿军的真实意图，他们甚至认为志愿军不会在朝鲜久战，来朝鲜只是为了拆走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而且大量空袭已经迫使中国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这是一种巨大的错觉，我军依靠强大的反侦察能力，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通过昼伏夜出的方式，向朝鲜半岛陆续投入了九个军的兵力，“联合国军”空中侦察竟没有发现。
所以“联合国军”才立了个FLAG：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
11月25日黄昏，联军们刚过完感恩节，西线战役打响。
也是在这天上午11点，在指挥部担任翻译和机要秘书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处理已签发的战斗电报，一同被美军轰炸机投下的汽油弹击中牺牲，当时只有几位高级指挥员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其遗骨葬在志愿军总部驻地。
这次战役一共持续了一个月时间。
西线这边主要是40军攻向美2师，39军攻美25师，66军攻美24师，50军攻英27旅和美1军。
西线各军在清川江畔展开了激烈的围歼敌，“联合国军”吃不消我们的运动战，开始主动撤退。
当中最值得称道的战绩，就是断美军后路的这一役。
为了堵住敌人，第38军113师长途奔袭三所里，全师冒着严寒、饥饿和美机轰机，14个小时靠两条腿，狂奔72公里到达三所里，提前切断美军南逃路线，将美军2师、25师、骑1师一部共计5万人包了饺子。
113师打退了美军10几次进攻，其中335团3连在三所里的松骨峰坚守阵地，全连只活下6名伤员。
美军见113师实在太凶，拿不下三所里，就往旁边的小路龙源里跑。
113师果断分兵龙源里，又阻断了美国逃命的去处，急得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不断修改命令，在撤退途中因为慌乱，吉普车跟南朝鲜军车辆相撞，翻车掉沟里摔死了（沃克：MMP），沃克也成为死得最窝囊的美军高级指挥官。
沃克：南朝鲜军这些坑货误我！
美军看到从三所里、龙源里突围无望，只好扔了大量辎重装备从安州方向突围，我们迂回部队没来得插向顺川和肃川，美军才从这条路逃回平壤，差点被全歼。
因为38军异常优秀的表现，彭总在事后嘉奖令中特意加上“三十八军万岁”，从此38军也称万岁军。
这次战斗还发生了件十分有趣的事，39军116师在前进时遇到美25师24团黑人连，黑哥们意志不坚定，全连被俘，气得美军从此不敢设纯黑人连队，一定要黑白混编。
被志愿军俘虏的黑人官兵，黑哥们笑得天真无邪
志愿军这一路打下来，打得全球装备最优良的美国军队不断修改规则，这就叫no pain no gain。
39军一路南追，撵着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到处跑，于12月6日收复了平壤。
西线战斗共歼灭了韩国第2军第7师、第8师及土耳其旅大部，给美第2师毁灭性打击，致美骑第1师（又是你）、第25师以重创，共歼敌2.3万人，坦克100多辆，汽车两千辆，还逼死了对方一个司令官，使我军直接压到了三八线附近。
陆
后面这两节，我们要重点说一下第二次战役的东线，尤其是长津湖的战斗。
东线开打的时间是11月27日，比西线晚两天。
我们在东线的部队是新入朝的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而对手主力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
前面介绍的美第1骑兵师属于陆军，而这支海军陆战队属于海军，如果说第1骑兵师属于王牌，这支海军陆战队第1师则是王牌中的王牌。
这支部队下辖第一、第五和第七三个陆战团，还有第十一炮兵团，含装甲侦察营、坦克营、两栖攻击营等，总人数达1.9万人左右。
他们曾参加过二战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贝里琉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受过五次总统嘉奖，拥有全美最好的装备，军纪严明，号称美军精锐中的精锐。
美国人认为，这世上根本没有谁有资格，可以成为这支队伍的对手。
直到他们到达朝鲜的长津湖，面对志愿军第20军和27军。
然后，又有了。
11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带着美步兵第7师共3万多人沿着咸兴江界公路，向江界推进，在这里，他们犯了兵家大忌，因为傲慢轻敌，200多辆坦克和几千辆汽车，沿着长津湖边仅有的一条山间公路前进，队伍拉到100公里长，给志愿军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27日晚间，已在东西两边山上埋伏好的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27军，以8个师的兵力突然向美军发起攻击。
这两支军队原本是志愿军第二梯队，明年春天预备入战场的，结果战事紧急，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才收到入朝通知，换乘列车时才领到棉衣，好多人棉鞋棉帽都没有，用毛巾包一下头、毛毯裹住身子，就冒着零下30度严寒隐蔽在朝鲜东部盖马高原的密林里。
队伍进入朝鲜后还是执行夜晚潜行、白天整休战术，两个军约10万人悄悄摸近长津湖，27军的79师，甚至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造创了连续18天在山地徒步行军，每天走30公里的记录，而美国飞机一直没有发觉。
严明的军纪，为我们打这次伏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换成别的部队，还没进入伏击区域就被美空军给炸没了，根本轮不到对美军打埋伏。
我军战士在雪地里冻得不行，参加过伏击战的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说，我们的鞋都是胶鞋，零下十几度时，脚都冻坏了，每个人又只有一床小薄被，天气那么冷，土豆煮好后送过去，都成了冰疙瘩，没法吃，但战士们饿啊，就夹在腋下，化一层、啃一点儿，再化一层，又啃一点儿......
所幸我们的急行军和苦等是值得的，敌人王牌中的王牌海军陆战队第1师，漫不经心地钻进了口袋。
战士们都憋坏了，就等着你们进来开锅呢。
发起进攻后，美军迅速被分割成几截，美陆战1师和7师被包围在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六坛里、镇心里和古土里六处地区，但这支美军作仗经验丰富，立即以200多辆坦克在三个主要被围点构成环形防御（土豪打法），而且迅速修建临时机场，运走战伤和冻伤的人员，并不断运来弹药、御寒装备。
陆战队第1师有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修临时机场，在瓜岛打日本人时，就发生过前线在开火，后边忙着修机场的场面，日本人炸了机场，美国人修好，日本人再炸，美国人再修，这处机场后来成为瓜岛战役致胜的关键。
由于美国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力，他们可以通过机场获得大量补给，这是我们完全无法获取到的战备条件。
陆战队1师师长名叫史密斯，这人行事极为谨慎，北进时只要看到有桥梁被毁，就要求空军预制桥梁，如果前面有巨大危险，他就会要求在附近建一个临时机场。
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军队能这么玩，也只有美国当时的生产力，能配合这种打法。
这次被第9兵团包围后，陆战1师迅速在下碣隅又修了个机场，我20军58师不停地炸，美军又不停地修，一边开着推土机一边与我军对射，保证了机场的正常运转，最后靠这个机场撤出了4000多名伤员，运进来大量物资。
作为王牌军队，陆战1师被分割后也没有陷入慌乱，依靠防御阵型和我军交火，给我们造成了大量杀伤。
但我第9兵团的20军和27军的班底原来自一纵和九纵，一纵的司令叫叶飞，九纵的司令叫许世友，也是在恶战中成长起来的铁军，绝不会轻易让美军突围。
陆战1师于29日晚上曾向小高岭处发起攻击，172团3连打退陆战1师8次进攻，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三个人时，40多名美军爬近山顶，连长杨根思抱着最后一个炸药包冲过去跟美军同归于尽，以自己的生命守住了阵地。
杨根思
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陆战一师老兵里弗斯后来回忆说：他们（志愿军）没有鞋和袜子，许多人只穿单鞋，有些人脚上裹着破布，他们脚都冻僵了，又肿又黑，很难相信那些人还能走路，更不用说还能向阵地发起进攻......我觉得这场仗是打不赢了......
久攻不下的27军，眼见陆战1师十分擅战，决定先挑软杮子吃，11月30晚上便集中力量，几乎全歼了新兴里美军第7师第31加强团，即“北极熊团”，俘虏了300人，也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成团建制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
眼见北极熊团被歼，加上西线“联合国军”开始全线退却，东线“联合国军”遂开始动摇，也开始后撤。
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美陆战1师和7师丢弃装备开始逃往下碣隅里，20军59师在死鹰岭一线高地阻击美军，27军部队尾随追击，占领公路东西两侧高地对美军进行夹击，打得美战陆1师每天只能后撤5-6公里，后在12月3日，靠着50多架飞机和坦克群强攻死鹰岭与西兴里阵地，加上下碣隅美军过来接应，59师腹背受敌，才被美军突破，逃到下碣隅里。
因为天气太过寒冷，接替20军作战任务的26军没有及时赶到，美军继续南向突围，12月7日26军追到下碣隅里，对美陆战1师残部发起攻击，20军则依托已占有的阵地继续伏击南逃敌军，但由于士兵疲劳至极，加上冻饿难当，冻伤减员达到40%，我军战斗力大减，到7月14日，在4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美军逃至古土里，志愿军26军、27军继续追着美军打，美军一口气逃到兴南港，24号在300艘海军舰船的接应下撤到釜山，我军收复元山港、兴南地区，第二次战役至此结束。
志愿军东西两线共歼敌3.6万多人，其中美军2.4万人。
原来以为圣诞节要回家的美军，被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
柒
未能将美军精锐尽数毙于长津湖，跟我们落后的工业生产力，以及严寒天气有极大关系。
长津湖平均海拔1300米，当时天气又是五十年未见的严寒，达到了零下三十度，26军有90%的人员冻伤，27军受战斗损失超过一万人，20军的冻伤减员达到了40%，整个第9兵团的非战斗损失超过2万人。
就连美方的陆战1师，战斗减员了4414人，但主要冻伤的非战斗减员，达到了7313人。
为了抢时间，九兵团15万兵力迅速进入东线战场，远远超过了美军预想，20军的58、59、89师、27军在东北没有停车补充棉服，就穿着薄棉衣上战场了。
11月27日天降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度，20军和27军八万人进入埋伏圈等待美军时，已经冷得瑟瑟发抖。
在美军突围时，242团5连在途中设伏，战士们趴在零下30度的深夜里，战斗打响时，全连一动不动，已经全部冻死。
美军突围至死鹰岭一处高地时，发现20军59师一个连，也趴在高地上全部冻死，战士们死后仍保持着匍匐的姿势，握着老式步枪，对着山下的公路。
12月9日，南逃的美军在冲上黄草岭一处高地时，又发现志愿军一个被冻亡的连队。
我们的战士们都按时赶到了战场，至死都没有离开。
面对这样顽强勇敢的军队，美军怎能不心生震撼？
美陆战1师作战处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里说，幸亏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信设备，否则陆战1师决不会逃离长津湖。
我们不仅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巨大的工业化差距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盖马高原南端，有一处美军撤退的必经之处，叫水门桥。
我们早就发觉到这处关口的紧要，12月1日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长途奔袭过来，用随身携带的炸药将桥面炸毁。
按一般工程兵的经验，这桥非得十天半个月才修得好，结果美国工兵营带了一堆装备，一天就修好了。
我们战士幸好没离远，还躲在远处观察，12月4日晚上，趁着风雪摸了过去，又把桥面炸断了。
但是美军工兵营的人，只用原桥残留的根部和钢制材料，一天时间又把桥修好了，并且派了40辆坦克在桥边防守。
12月6号晚上，100多名中国志愿军决定拼了，大家从多个方向，迎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反穿棉袄、身负炸药冲向大桥，没有资料记录下来，他们是怎么冲破40辆坦克的防守，但他们最后还是成功将水门桥连基座都炸得干干净净。
眼见美军无路可逃，美军最精锐要被消灭在此，结果美国人又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位点和8套钢制组件，将6套1.1吨的车辙桥组件空投到美军阵地，两天后，美军又在两座悬崖之间新建了一座钢结构桥梁。
炸不断的水门桥使我们看到了国家工业落后的可怕现状，我们能凭着不畏死的精神击退敌人，但在鸿沟般的工业技术面前，却很难消灭敌人。
第二次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但美军在后面也渐渐摸透了志愿军的优缺点，知道我们七天攻势的特性，我们也由运动战为主，转为阵地防守，双方就此在三八线陷入僵持状态。
直到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
捌
朝鲜战争，深深影响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
在当年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敢直面最先进的美国军队，就连苏联也不敢和美军正面冲突，但我们这样一个贫弱至极的农业国，居然在朝鲜半岛将美军击退到三八线以南，这次胜仗获得了苏联的尊重，斯大林对中国刮目相看，加深了对我们的信任，给了我们156个工业项目的援助，为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根基。
其实那时候的苏联，是真心敬重中国，不是他们只想给156个项目，而是将当年中国全部的知识分子加起来，只能接受这156个项目，如果我们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斯大林愿意给更多。
所以我们常说抗美援朝是立国之战，尊严，是自己打出来的，而不是别人施舍的！
多年以后，当美国发动越战时，中国警告美方，如果美军越过北纬17度线，我们就以志愿军的形式再去越南，跟美国再打一次朝鲜战争。
在朝鲜被打伤了的美国，这一次再不敢越雷池一步。
玖
特别爱拍战争电影的好莱坞，很少很少拍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
那是一段他们不想回忆的过往，是美军拿不出手的战绩。
毕竟面对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群在零下三十度穿着单薄棉衣、脚上裹着破布、啃着冻坏了的土豆和炒面的军人时，他们居然打输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这个伟大的民族，能战胜当年几乎无敌的美国精锐？
一名冻死的战士，在临死前写下的遗言，也许能让我们知道原因。
他这样写道：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4.万青松、马岳达、曾维政：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的中俄关系认知及转换前景
【文/万青松、马岳达、曾维政】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被视为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这场被称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至今已持续近两年，依然看不见和平的曙光。虽然战场在乌克兰，但战线却在全世界。持久化的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大国关系竞争、博弈、调整、演化的催化剂，形成以美国和中俄为代表的新旧两种力量的较量，朝着竞争与对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中俄的“双重遏制”步步紧逼，不断升级。
乌克兰危机以来，从2022年3月美国国会议员炮制《遏制中俄合谋法案》，4月又抛出《中俄“轴心”法案》，再到5月美西方公开宣布“必须让普京失败”（挫败普京的同时也意在打击中国），6月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和随后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以及10月以来拜登政府发布《新北极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政策文件，都表达了强化对中俄的捆绑式打压、极大地压缩两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意图。
与政治层面“极限施压”相伴的是，美西方政策研究界大有借乌克兰危机配合一些政客进一步唱衰、抹黑、离间中俄关系的平行声音，且这些声音在西方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俨然成为遏制中俄两国的“急先锋”。不过，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俄关系的认知并非铁板一块，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逆流”洞见，更有助于理解西方视野下的“新型”中俄关系内涵。本文重点呈现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主流”与“逆流”）认知的三重表现，并探讨这些认知的转换前景。
一、脆弱性与强韧性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一重表现，可以用“脆弱性”与“强韧性”来概括。
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个概念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他们1977年出版的专著《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较早运用了“脆弱性”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2]这就有别于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程度的脆弱性，更加突出行为体受到压力或冲击这一前提。脆弱性既适用于社会政治关系，也适用于政治经济关系。
“强韧性”则是美国著名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他的著作《反脆弱》中提出的概念，塔勒布认为，面对不确定的环境，特别是存在黑天鹅事件的突发危机环境中，不同事物/系统表现出三种反应：脆弱性—强韧性—反脆弱性。[3]其中，“强韧性”至少包括双重含义：既是遭遇重创时的抗打击能力，又是走出逆境的恢复力；既是“百折不挠”的坚韧，又具备“以柔克刚”的灵活。[4]“脆弱性”与“强韧性”显然与危机有着紧密的关联，因而也更适合考察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俄关系及其变化特征。
美国著名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与他的著作《反脆弱》（图片来源：网络）
（一）主流：乌克兰危机与中俄关系的脆弱性
长期以来，西方中俄关系研究界存在着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论调，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脆弱的，充满局限性。有专家将西方这种“主流”论调称为“有限论”。[5]在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欧亚地缘政治冲突凸显的今日，这一老生常谈的论调再度在西方政策界、学术圈和舆论场活跃起来，并且断言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实力虚弱的一方沦为强大一方的附庸。
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此类论调给西方政策界开出的“应对药方”，往往倾向于主张采取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的方式分化、离间中俄关系。具体而言，西方对中俄关系脆弱性的主要认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中俄关系的脆弱性来自两国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相互需求的错位。西方学者重点强调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俄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对彼此的需求不相称，双边关系缺乏平等互利的坚实基础。
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林娜·波利亚科娃（Alina Polyakova）指出，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希望获得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强有力支持，这无疑会让中国在国际上陷入不利地位，因为中国更在意的合作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俄罗斯目前的国际角色无助于增进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6]
曾任奥巴马执政时期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金麦芝（Michael Kimmage）认为，中俄关系受制于双方矛盾的价值观和俄罗斯超出中国预期的军事行动，双方都不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更不用说向同一方向努力了。因此，中俄两国既不是伙伴关系，更不是同盟关系。[7]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安全研究讲师马辛·卡兹马斯基（Marcin Kaczmarski）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综合国力、特别在经济潜力方面的不对称性不断扩大。过去几年，俄罗斯大胆而有效的外交政策行动缩小了这种不对称范围，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重大挫败”损害了军事强国的形象。随着冲突迁延和西方制裁加码，这种不对称性变成了事实上的结构性因素，将越来越多地决定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8]
第二，中俄关系的脆弱性来自两国对彼此威胁的感知。也有西方学者通过刻意放大中俄之间硬实力的巨大差距，借“威胁平衡”等视角来强调两国关系的脆弱性。
比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尤金·鲁默（Eugene Rumer）和理查德·索科尔斯基（Richard Sokolsky）提到，美国国家安全界在乌克兰危机之前普遍认为，俄罗斯忽视“中国威胁”、强化对华合作的战略是短视且被误导的；从中长期来看，俄罗斯的真正“威胁”将来自中国而不是西方。因此，美国的政策不应该再强调与俄罗斯的竞争，而是在寻求应对中国“共同威胁”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9]
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欧盟事务主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加深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和经济依赖，以及中俄伙伴关系的不对称性，使得俄罗斯对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北极和中亚日益增长影响力的担忧增多。[10]
第三，中俄关系的脆弱性还将导致一国对另一国依附更深或“分道扬镳”。西方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会造成两国伙伴关系仅局限于较低水平、特定领域，未来两国关系要么破裂疏远，要么较弱一方沦为附庸。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认为，在与西方的艰难对抗中，俄罗斯不但丧失了战略选择的自主空间，还因经济、科技和外交等领域遭受制裁而被迫以不利地位向中国的产品、货币和技术标准开放，最终可能会沦为一个依附中国的孤立、贫穷、落后的国家。[11]
在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新丝绸之路项目负责人乌娜·亚历山德拉·贝尔津娜-切伦科娃（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ova）看来，中俄关系高调的官方叙事只能视作动机宣示或未来展望，甚至更多仅着眼于国内宣传需要。实际上，中国对结盟的谨慎态度未能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俄罗斯也一直担忧自己缺乏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力，因此，在高调宣传下，两国事实上的疏远并非不可能。[12]
第四，中俄关系的脆弱性为西方离间两国关系提供操作空间。
前英国《金融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凯瑟琳·席勒（Kathrin Hille）、前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记者卡特里娜·曼森（Katrina Manson）、布鲁塞尔分社社长亨利·福伊（Henry Foy）、原北京通讯员克里斯琴·谢泼德（Christian Shepherd）联合撰文指出，中俄的互信合作仅仅是因为双方都决心挑战美国，但中俄并非正式的同盟关系，仍有各自的战略利益和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因此美国有机会寻找中俄关系的弱点，挑拨两国关系。[13]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联合创始人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杰出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则提醒，俄罗斯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非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都希望俄罗斯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转而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成为中国的附庸或乞求者。此外，美国可能会提供某种形式的激励，以鼓励俄罗斯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而不是与中国结盟。[14]
在这方面提出更大胆的公开建议的是查尔斯·库普钱，他向拜登政府建言，可以通过离间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俄罗斯，来限制其崛起的影响力，具体包括“七步走”：美国放弃以“民主与专制”的框架来构建对外战略；敦促美国盟友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帮助俄罗斯减少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摆脱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方面，为俄罗斯提供帮助；主动发起战略稳定对话；强化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合作；鼓励和帮助莫斯科遏制中国在发展中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5]
（二）逆流：危机考验与中俄关系的强韧性
与多数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关系脆弱性的“主论调”不同的是，还有一些专家观察到，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强韧性”愈发凸显，尤其关注两国关系面对危机的抗打击能力和走出逆境的恢复能力。
一方面，从内部视角理解中俄关系的强韧性，将其与两国战略和政策习惯的灵活、弹性或模糊相关联。
谢尔盖·拉琴科以保持战略自主和政策灵活性诠释中俄关系的韧性，他认为，中俄两国更倾向于保持各自的战略自主性，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对方牺牲其核心利益，这种灵活性使得目前的中俄关系比任何军事联盟都更持久。在地区事务中，两国在利益重叠的地方（如中亚）能够保持一致，同时在利益不重叠的地方（如乌克兰或南海）保持距离。 [16]
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威什尼克（Elizabeth Wishnick）则将中俄关系“无上限”的提法视为一种具有威慑作用的模糊性策略，能够给予两国政策更多灵活的操作空间。她还认为，中俄对于政权安全等国内问题的共同关注，也有助于在分歧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中俄伙伴关系依然保持韧性。[17]
此外，乌娜·贝尔津娜-切伦科娃和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咨询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员蒂姆·吕利格（Tim Rühlig）从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思维”出发，认为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国仍在外交和经济上给予俄罗斯有限支持，此举仅是为了避免俄罗斯因陷入内乱和分裂而向中国外溢风险，中国对俄罗斯国内风险因素的担忧超过了对东欧地缘政治危机的关切，因而愿意更加灵活地处理中俄关系。[18]
列车穿过中俄口岸驶入满洲里国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从外部视角理解中俄关系的强韧性，将其与西方竞争，尤其是应对美国的打压所采取的灵活应对策略相关联。
瑞典国防研究局亚洲和中东项目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韦达赫·熊（Christopher Weidacher Hsiung）从观念建构的视角指出，中俄关系的坚韧性来自美西方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的不断加剧。这种对共同威胁的认知塑造了中俄的联合倾向，使得两国往往会克服潜在的摩擦因素，增强两国关系的抗风险能力。[19]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主席、布什政府高级外交顾问保罗·桑德斯（Paul Saunders）认为，中俄关系立足于互不侵犯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共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极大地释放了两国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使双方可以专注于其他重要战略方向，因此双边关系能够在外部压力乃至危机下保持稳定。[20]
甚至在西方政策研究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俄关系“有限论”的主要代表之一的澳大利亚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波波·罗（Bobo Lo）也撰文指出，中俄面对与西方的竞争，彼此成为无可替代的最可靠伙伴，双边关系因此具有显著的韧性，西方国家的分化策略和捆绑打压只能让中俄越走越近；为此，他建议西方应关注提升自身竞争力，在国内政治议程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继续发挥软实力优势和价值观吸引力。[21]
二、结盟与去等级化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二重表现，可以用“结盟”与“去等级化”来概括。结盟（或联盟）是国际关系最古老的话题之一，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集合他们的国力，以增进安全而建立的一种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关系。”[22]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对结盟（或联盟）含义的理解也与时俱进，比如，乌克兰危机后的2023年5月，美国著名战略家亨利·基辛格在其百岁生日前与《经济学人》记者的对话中谈道：“我们的联盟概念不是19世纪的‘联盟’。我们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思想平等、美国贡献巨大的体系，但绝不是完全平等的体系。”[23]很显然，基辛格对联盟的理解区别于19世纪的均势，强调实力优先与等级差异。实际上，西方学界还在争论联盟（alliance）与结盟（alignment）的不同内涵。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悉尼大学国际安全高级讲师托马斯·威尔金斯（Thomas S.Wilkins）指出，目前在关于联盟/结盟的大量文献中存在重大缺陷。他认为，“联盟”这个词通常是本能的和不加反思的使用，而事实上“结盟”一词是一个更好、更准确的描述词，他认为当代世界安全环境的特点是多种形式的“结盟”，而不仅仅是联盟。此外，他还认为“安全共同体”和“战略伙伴关系”等概念与传统的“联盟”模式截然不同，主张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结盟”概念进行再分类，呼吁改变对“结盟”和“联盟”的定义和概念化的思考，以使学科工作向当代国际政治中正在发生的范式转变。[24]
与结盟相对立的另外一个被越来越多使用的概念是“去等级化”。其中，关于“等级”概念的讨论，可以参考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莱克（David Lake）对“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的界定，也即实力较弱的附属国通过主权让渡的形式使占据实力优势的主导国为其提供一套有价值的政治秩序。[25]换句话说，“去等级化”就是不再以实力对比来固化国家间关系，而是强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互利共赢。有中国专家也指出，20世纪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化国际秩序，21世纪的全球危机则推动国际秩序向去等级化方向转型。[26]由此可见，结盟与去等级化都反映出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其中也包括大国关系。乌克兰危机以来，面对西方政策研究中俄“结盟论”的甚嚣尘上，“去等级化论”也逐渐积蓄起对中俄关系的解释力。
（一）主流：结盟与中俄关系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俄结盟”草木皆兵，用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国安全面临的最糟糕情况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联盟”，“俄罗斯和中国一旦在地缘政治压力下成为同盟，将是西方世界的噩梦……”[27]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激活”西方政策研究界的中俄“结盟论”，且呈现出程度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是中俄是不对称联盟，且俄罗斯必定扮演“小兄弟”角色。
尤金·鲁默和理查德·索科尔斯基指出，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盟来平衡西方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认为两个“威权国家”之间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互补性，而且美国拥有的全球能力和影响力挑战了中俄关键战略方向的利益，双方相互发挥力量倍增器作用，阻止美国将精力集中在其中一方身上。[28]
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在国际上愈发孤立且对中国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因此未来的中俄关系中，中国的主导地位会逐渐增强，俄罗斯最终会扮演一个“小兄弟”的角色。美国前高级情报官、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安德烈娅·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也持同样的看法。她认为，中俄都将美国视为国际上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两国有动力加强合作，以对抗美国的影响力和制裁；虽然目前中国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不过一旦国际社会的关注度降低，中国可能会更加公开地为俄罗斯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29]美国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安杰拉·斯滕特（Angela Stent）也认为，未来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只增不减，但因两国彼此需要，俄罗斯也愿意扮演“小兄弟”的角色。[30]
2024年1月27日，中俄建交75周年，沈阳市举办俄市奇遇季集市（图片来源：IC photo）
二是中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美国霸权的未正式宣布的“联盟”。
多数西方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目前是基于对抗美国的共同战略，而不是基于真正的友谊或价值观。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与美国领导的“集体西方”之间的对抗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两国自身发展需求所决定。[31]也有部分西方学者从结盟的动因和形式出发，认为中俄结盟是基于对抗美国这一共同对手和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这一相同战略目标所做出的符合两国利益的选择。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俄罗斯事务”项目首任主任西蒙·萨拉吉安（Simon Saradzhyan）指出，中俄处于事实上的互不侵犯条约中，但并未达到相互提供安全支持的联盟标准，只要中俄都有能力在各自方向单独威慑美国及其盟友，两国就不会走向正式结盟。[32]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高级讲师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也强调，中俄结盟是对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同时恶化的自然反应，很大程度上受国际体系因素驱动，两国都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可以提高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可以抵御西方的干涉和制裁。[33]
三是中俄关系是更加紧密的“轴心同盟”。
乌克兰危机以来，部分西方专家对中俄结盟的认知更进一步，将其与冷战阵营对抗的军事政治联盟类比。早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中俄“轴心”这一生造概念，已经被美国重点智库、知名专家和部分主流媒体不断地罗织、拓宽为“（新）威权轴心”、“轴心合作”、“便利轴心”、“网络轴心”、“文明轴心”等，这样的看法实际上也体现出超越党派、政府届别的延续性认知特征。
以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为例，2016年10月，基于两党对中俄关系的高度共识，该智库获得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慷慨拨款，专门用于研究美国如何应对中俄战略合作。国家亚洲研究局与美国多家智库和大学联手，发起一个有数十名资深专家参与的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34]目的就是找出中俄关系的“离合器”到底在哪里，什么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使中俄反目，最终呈现的报告就将中俄合作定性为“威权轴心”[35]。
有学者指出，参加该项目的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属建制派，在政见上与时任总统特朗普格格不入，也难以接受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一片“痴心”，但在遏制中俄两国问题上却是急美国历届政府之所急，拜登执政更是为建制派继续推进打压和遏制中俄两国提供了新契机。[36]而乌克兰危机让美国政策界对中俄“轴心”合作的程度与未来走向更加担忧，将其视为“中俄轴心”的试金石。
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杰出教授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认为，虽然中俄两国并不总是彼此喜欢或互相信任，但他们都在努力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并吸取了冷战失败的教训，在欧亚地区“背靠背”地站在一起对抗美国，以实现在欧亚大陆两端占主导地位的目标，他们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和二战时期德日同盟的特征。他还提到，中俄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轴心关系，美国采取让步和外交等手段离间中俄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他主张，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推行类似“双重遏制”战略的强力手段。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如今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方面远超中俄轴心，但却无法以低成本来推行双重遏制战略。[37]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美国将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迅速崛起的系统性对手和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的大国正在紧密结盟反对美国。[38]
（二）逆流：去等级化与新型中俄关系
与“结盟论”预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是在大国博弈空前激烈的背景下，中俄官方依然坚决否认两国是结盟关系。2021年10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俄中没有建立任何封闭的军事集团，将来也没有建立这一集团的目标。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赞赏普京总统对中俄关系的积极评价，指出“中俄两国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虽然这样的外交话语给人更多想象空间，但在2022年2月4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39]。乌克兰危机以来，两国也否认结盟。2023年3月，普京总统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示，中俄没有建立军事联盟，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没有任何秘密，更不会创建一个反北约的全球组织。由此可见，结盟并非中俄关系当下的最佳选项。这一点西方政策研究界的专家也给予了重点关注。
2023年3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称中俄遵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图片来源：外交部）
1. 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早在2017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约翰·德雷南（John Drennan）、皮埃尔·诺埃尔（Pierre Noel）三位研究员就撰文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学会相互合作和照顾彼此利益，通过兼顾彼此的战略利益，两国在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建立了有效的伙伴关系。两国平等相待，优先考虑“正和”互动，表明中俄之间已经构建起大国关系的新模式。[40]波波·罗也认为中俄远非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联盟，而是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典型大国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样的伙伴关系相对稳定，西方难以分化挑拨中俄关系，因为中俄双方都无法承受彼此为敌的代价。[41]
与此同时，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莉娜·贝纳卜杜拉（Lina Benabdallah）观察到，中国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口头上支持俄罗斯，而未采取具体的亲俄行动，因此“中俄结盟”只是媒体和党派的政治宣传手段，未来应该就此类消息加以批判。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战争问题高级研究员马蒂厄·布莱格（Mathieu Boulègue）也明确指出，中俄之间并非结盟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务实和机会主义关系。[42]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研究主管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E. Hamilton）对中俄之间的务实倾向做了更细致的诠释，他认为中俄之间既非战略伙伴关系，亦非“各取所需的轴心”，而是一种取决于具体区域和情境的复杂、动态关系；中俄在利益重叠地区既有合作又有分歧。[43]
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这一颇具中国风格的描述在学术界亦有回响。有专家认为，中俄远超结盟性质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对主要国际政治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大变局的相似愿景的基础之上的，认为中俄两国中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对于双方本身来说很重要，但对于全球局势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中俄关系是一个整体现象，并且是国际关系的单独部分，不涉及承担义务，不是联盟但近似联盟。[44]
2. 中俄意在构建一种去等级化（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
有学者从中俄合作中强烈的问题导向、务实风格出发，阐述双边关系中的平等特征。谢尔盖·拉琴科指出，中俄双方都不太愿意接受盟友关系的约束，因为这通常要求双方承诺互相保护，并就外交政策进行密切磋商，而且这种约束还会导致双方战略上的分歧和领导权上的争执。他认为，中俄关系并没有形成等级制度，而是以重要战略问题为基础，这使得北京和莫斯科都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达成共识，这与中苏同盟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俄两国这种非正式盟友的现实情况下，美国更难“以寡敌众”。[45]
也有学者将中俄两国彼此尊重、相互协调的相处模式视为两国平等关系的基础。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指出，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的中俄关系并非等级森严，也不要求俄罗斯毫无条件地服从中国的意愿，而且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相距甚远，谁也不指望对方接受同样的世界观，所以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不满情绪和对从属地位的抵触情绪来挑拨离间的假设是错误的。[46]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科夫曼（Michael Kofman）也指出，中俄关系不是正式的军事同盟，俄罗斯也不是中国的附庸，因为北京从未这样想过，而且经济实力的不对称不是决定中俄关系等级的决定性因素，两国关系是一种协调的、互补的战略伙伴关系。[47]
此外，还有西方专家的研究指出，中俄追求的去等级化关系在全球层面也得到了积极回应，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中俄项目首席研究员德米特里·努鲁拉耶夫（Dmitriy Nurullayev）和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高级研究员米哈埃拉·帕帕（Mihaela Papa）通过对1991至2020年联合国大会投票状况的量化分析发现，当中俄立场一致地反对美国时，大多数国家倾向于支持中俄；此外，上合组织、金砖国家、77国集团这类松散的非正式联盟比北约集团在投票时更加团结；这反映出中俄合作立足于推进多极化和革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并且得到了可观的国际支持。[48]
三、存异与求同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三重表现，可以用“存异”与“求同”来概括。在中文语境中，“求同存异”思想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无论是《易经》中“厚德载物”、“以同而异”的论述，还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名句，都体现着这种多元包容、追求和谐的观念。“求同存异”思想在现代被中国共产党人吸收运用，其核心意指可以理解为“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这种思想在国内统一战线事业和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大放异彩，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关于“求同而不立异”、“求同而存异”的即席发言是其高光时刻。[49]
“求同存异”思想极大地塑造了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风格和策略，历久弥新。过去三十多年来，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到中俄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程中，“求同存异”思想越来越被中俄两国各界接受，构成处理两国关系的思想理念基础，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这个成语放在西方语境下却是先后、主次的“颠倒割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俄都不是“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欧美式的二元社会；宗教（或民俗信仰）在长时期中依附于或合作于世俗权力，与欧美大不相同；百年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又使得中俄两国有着与欧美并不相同的结构禀赋与精神遗产。[50]这些客观性差异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被西方进一步凸显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尤其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除了滥施霸凌，还着重以“民主与专制”叙事划分世界，于是，中俄关系的“求同”就越来越多地被固化为“逆流”。
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图为周总理于万隆会议（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一）主流：中俄关系的“存异”
乌克兰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在外交政策、地区合作、社会文化方面的诸多“差异”，并且以此判定两国关系陷入危机或分道扬镳的必然性。
在外交政策层面，西方学者聚焦中俄在国际舞台上行事风格和策略重心的显著差异。
有的西方学者着眼于中俄两国在面对世界变局时总体战略的差异。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荣休教授傅若诗（Rosemary Foot）认为，中俄同时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但两国处理冲突的方法不同，俄罗斯倾向于对抗性（兼有软硬手段），而中国更愿意避免危机或在危机出现时加以管控，这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中俄关系疏远。[51]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史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也总结说，当前世界秩序处在转折点，中国此刻更希望平静，而俄罗斯希望制造混乱。[52]
也有西方学者聚焦中俄在具体议题上的策略分歧。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教授史黛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认为，中俄在全球秩序层面拥有对抗美国的共同目标，但在策略工具的选择上存在分歧，中国更愿意通过经济影响力解决问题；相反，俄罗斯诉诸武力的做法不但在观念上与中国不同，还可能在实质上削弱中国的经济工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太问题高级编辑林赛·梅斯兰（Lindsay Maizland）同样观察到，不同于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负面和破坏性主张，中国从当前的国际秩序中获益匪浅，主要寻求改革而非取代，以更好地满足自身利益；同时，中俄国力发展和经济影响力的不同轨迹，也导致中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始终将俄罗斯视为拖后腿的伙伴；此外，中国也极力避免如俄罗斯一样对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采取完全挑衅性的主张，更多采取谨慎和目光长远的态度。[53]
还有学者关注到中俄外交视野和行动维度的差别。塞缪尔·查拉普在乌克兰危机前就提到，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维化和全球化，而不是仅将俄罗斯作为政策重心。[54]哈尔·布兰兹也指出，由于中国的国力优势，中国追求陆地和海洋的复合权力，而俄罗斯局限于恢复在东欧和中亚的主导地位。[55]
在地区合作层面，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在处理地区问题和强化功能性合作方面的差异乃至分歧。
首先，中俄在两国周边地区各自开展经济、外交或安全行动时，特别是在与被另一方看重的第三方互动时容易诱发分歧。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强调了中国对北极地区增长的兴趣、在中亚日渐形成的经济主导地位令俄罗斯感到不满；在中印领土争端背景下，俄罗斯依然保持与印度密切的军贸和安全合作也有悖中国的利益。[56]史黛西·戈达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还强调了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越南也是俄罗斯军火的重要消费者；这些分歧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使中俄关系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57]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撰稿人和《中俄报告》编辑约瑟夫·韦伯斯特（Joseph Webster）、大西洋理事会欧洲能源安全助理主任帕迪·瑞安（Paddy Ryan）着眼中俄在中亚能源问题上的分歧，指出俄罗斯在冲突爆发以来两次阻止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这不仅损害了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重大经济利益，也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更进一步讲，这一分歧突显出中国其实在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流动上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明显。[58]安德烈娅·肯德尔-泰勒等人也将中亚和北极这些俄罗斯的“腹地”视为中俄区域合作的关键分歧点，并且将其与中俄防务安全合作中存在的历史上的不信任、文化上的不可调和与日益增长的不对称性相关联，认为如果不是对抗美国的共同意愿，中俄在这些地区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将难以为继。他们还进一步提出美国应该利用这些分歧并区别对待中俄，限制两国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展示与美国和西方合作的可取之处和优势。[59]
除传统的经贸、能源和安全这些领域外，中俄网络空间合作也愈发受到西方学者关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新兴技术和国家安全研究项目负责人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认为，虽然中俄都基于防范风险考虑推动“网络主权”的理念，对境外信息加以严格管控，反对美国的网络议程，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加强合作和协调，但中俄在网络领域不仅缺乏实质合作，而且仍然彼此保持着戒备和警惕，不太可能分享攻击性的网络能力，也没有在网络防御上达成显著共识。中俄之间在高性能芯片、5G通信等技术上的差距也可能导致长期的紧张和不信任。[60]
在社会文化层面，中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持续凸显的同时，两国国内当代政治文化的差异也愈发不容忽视。在历史遗留问题方面，中俄关系中许多负面的历史遗产依然被一些西方学者关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国家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R. Smith）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特雷西·法伦（Tracey Fallon）将深植于文化和历史中的国家间友好关系称作“真诚的国际友谊”，这类友谊能够显著增加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他们的研究认为，虽然俄罗斯是最接近获得中国真诚友谊的对象国之一，但中俄关系的历史负面遗产、近期“文明转向”可能导致的排他性、以及两国现实权力关系的失衡，都将成为限制因素。[61]
文化方面，在2022年6月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起的中俄关系专家调研中，有学者指出文化路径的差异意味着中俄很难真正走近。虽然西方将中俄的政治体制与其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对立，但俄罗斯基本上属于欧洲文化，目前正在经历“欧亚化”畸变。但俄罗斯迟早会回归欧洲的共同命运，其意识形态中的反西方主义将被抛弃。与此相反，中国是真正的亚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正在努力为跻身21世纪的超级大国而进行全球扩张。[6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威廉·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认为，中俄关系中的中国“统一战线”理念、中俄各自的全球秩序模式和两国民族复兴叙事三类观念性因素，在中短期内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但是这三类因素内部存在明显张力，在双边关系层面可能隐藏着放大中俄文化乃至文明差异的风险，在全球层面也不足以支撑起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观念。[63]
但也有学者强调，在所有影响中俄关系的观念性因素中，具体的国内政治文化才是决定性因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米哈伊尔·特罗伊茨基（Mikhail Troitskiy）认为，中俄两国的文明或文化差异并非限制两国务实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俄罗斯官僚体系的陈腐作风和恶劣的营商环境才是症结所在。他认为，只有俄罗斯改变保守和过度“安全化”的政治文化，推进社会生活的法治和多元化，才能激发中俄之间巨大的经济交往潜力；中俄在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经济往来的增加只是一种“次优状态”，只有出现可喜的政治过渡，才能真正实现中俄健康蓬勃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对美国及其盟友也是有利的。[64]
（二）逆流：中俄关系的“求同”
区别于“存异论”的说法，主张“求同论”的一些西方学者更多地强调中俄两国的内外“求同”：对内，两国都深刻地意识到彼此注定是邻居，因此选择强化内生合作，补足短板；对外，两国顶住美西方的压力，协调处理双方之间的问题，避免被第三方利用。
1. 中俄倾向于协调处理好双方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避免被第三方利用。谢尔盖·拉琴科从中俄/中苏交往的历史出发，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和有益实践，强调双方形成的管理分歧和差异的调节能力。他认为这种调节能力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基于中俄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无论是在冷战中，还是在当下大国竞争、地缘危机的背景之下，“中俄之间的摩擦很可能会被第三方利用”，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两国的全球利益；其次，中俄两个大国是地缘上“注定的邻居”，即便不考虑两国间虽不甚完美但依然可观的经贸成果，两国能够避免敌意和相互威胁已经能极大地减轻两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成本。这两方面的成本收益考量其实足以超越两国间大多数现有分歧。[65]
丹麦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丹麦皇家防务学院副教授莉赛洛特·奥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也从中苏关系带给中国的历史记忆出发，认为冷战历史遗产和当代军事联盟的负面事例让中国对“联盟陷阱”充满警惕，特别是在中俄关系中，倾向于发展灵活、开放的伙伴关系，既避免了陷入彼此各自的地缘安全议程，又不将自己的伙伴关系完全押注在对方身上。[66]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8日，王毅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并声称：中俄合作不受第三方干扰 更不被第三方左右（图片来源：中国外交部）
2. 来自霸权国的直接安全威胁也构成中俄顶住巨大外部压力、强化“背靠背”战略协作的动力。美国顶尖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中俄关系的重磅报告中提出了一种“相对实力理论”，即综合衡量中美俄三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能力，将其与攻击能力和意图两个因素构成的“威胁感”结合在同一个模型内，指出由于力量平衡的趋势以及美国持续对中俄表现出侵略性意图的政策，中俄关系加强的趋势短期内不可阻挡。[67]
旅华德国学者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认为，中俄应对相似国内安全风险的需要推进了政策合作，构成双边关系的持久增长点。他采用“全方位平衡”理论分析中俄关系趋近的动力，认为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的均势需要与国内政治中的政权安全考虑，共同推动了中俄关系的走近。[68]史蒂芬·哈德利也提到，从短期来看，中俄关系之所以走近，是因为美国严重威胁了两国的国内安全。[69]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西方工作或经常发表英文文章的俄罗斯学者也倾向于强调中俄自身发展优势、两国深化合作的内生动力，认为中俄应借此调整和推进双边关系。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认为，虽然中俄双方在部分国家利益、愿望和优先事项上存在重叠，但这种重叠还没有形成互补发展的内生需求。为此，俄罗斯应该努力推进改革和现代化，提高本国的社会经济水平，释放俄罗斯社会的创造潜力。在危机和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将困境转化为加速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指望中国提供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帮助。[70]
四、国际危机与西方中俄关系认知的转换前景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危机”也意味着危险与机遇的共存。回顾国际关系史，多数情况下，不同程度的国际危机，是构成新旧国际秩序更替、国际格局演变、大国关系调整的巨大推动力。这一逻辑在中俄关系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演绎和实践。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在的自然演进过程。
一方面，从过去三十余年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之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在一系列国际危机的推动之下、或至少是在其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对21世纪初恐怖主义袭击的集体预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以及当下依然愈演愈烈的乌克兰危机，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中俄两国持续接近，并不断强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在重大国际危机背景下，中国倾向于将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一种整体现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独立因素。[71]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交往表明，两国关系再次经受住了这场巨大危机的新考验。中俄两国继续保持着从元首到事务部门的常态化互动，双方依然高度评价两国关系。2022年3月7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两会期间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72]2022年7月7日，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在印尼巴厘岛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再次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排除干扰，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进各领域合作，展现出两国关系的强大韧性和战略定力。[73]2023年3月，正值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两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将俄罗斯作为新任期出访首站。这绝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政治决断，传递出的明确信号是：全球变局大背景下必须坚持深化中俄关系不动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普京总统时所指出的，中俄互为彼此最大邻国，同俄罗斯巩固和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符合历史逻辑，是中方的战略抉择，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74]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分别发表署名文章，不约而同地将中俄战略协作称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流砥柱”。迄今，中俄两国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仍在有序推进，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同比增长29.3%。2023年前11月中俄贸易额为218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6.7%，提前实现了两国领导人设立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75]中俄在区域互联互通上的合作不断深化，在其他全球热点事务上依然保持紧密的战略协作。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3日，普京举行年度记者会 盛赞中俄关系为“史无前例”（图片来源：IC photo）
基于发展双边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观和客观需求，以及两国不断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丰富实践，是否可以认为乌克兰危机能够构成西方对中俄关系认知结构转换的巨大推动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认知结构及其转换作一阐释。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认知结构的转换性”[76]，是指人类认知系统具有自我调整和适应性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和环境条件，调整自身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的变化和需求。无论主权国家及其构成的国际体系多么复杂难料，归根结底都是由人构成的，研究分析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工具也都可以归结为人的认知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认知结构转换的规律。具体到中俄关系而言，逻辑上，当下西方学界的认知可以总结为两种层面的转换路径：一种是宏观层面的纵向转换，也即“主流”与“逆流”之间的转换；另一种是微观层面的横向转换，也即脆弱性与坚韧性、结盟与去等级化、存异与求同三者之间的相互转换。
理论上而言，这两种层面的转换在国际危机的驱动下还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场景组合，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下，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77]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关于中俄关系认知的“逆流”也确实存在转变成新“主流”的可能性，也即主张以强韧性、去等级化、求同为内核，构成新型中俄关系的显著特征，而不是刻意宣扬两国关系的脆弱性、结盟、存异，并进一步将其固化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思维定式。
但考虑到乌克兰危机的发生恰逢全球转型的不确定性进入新阶段，[78]也即过去的国际体系逐渐坍塌，而新的体系，即使是抽象的“多极体系”，也没有构建起来，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想象也不甚清晰，使得世界发展变得越发复杂。在“缺少透明游戏规则和国际体系构建共同原则的背景下，各方之间的冲突、矛盾会越来越多，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趋势”[79]将会更加强化。而“旧世界已然老去，新世界尚未最终形成”，[80]这既意味着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换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意味着包括“主流”与“逆流”在内的不同转换路径之间的曲折复杂进程。
虽然西方关于中俄关系的那些所谓“主流”，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言，可能已经与具有新的生命力、代表未来发展趋向的“逆流”相去甚远，但作为已被固化并进一步被强化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还会继续成为“‘逆流’而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
1. 李鹤、张平宇、程叶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地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第18-25页；杨飞、马超、方华军：“脆弱性研究进展：从理论研究到综合实践”，《生态学报》，2019年第2期；王福玲：“认真对待脆弱性”，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9月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396138；《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收录了“脆弱性”术语，界定为经济学范畴，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 =120436
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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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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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harles A. Kupchan, “The Right Way to Split China and Russia: Washington Should Help Moscow Leave a Bad Marriage”, Foreign Affairs, August 4,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 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04/right-way-split-china-and-russia
16. Alpetrovitch D, Radchenko S, “Another Russia Is Possible. The Kremlin Will Eventually Tire of Its Reliance on China”, Foreign Affairs, August 29,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 m/russian-federation/another-russia-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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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20.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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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 –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 Vol.38, No.1, pp.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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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Narrative: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3,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 s/87185?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
29.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30. 出处同上。
31.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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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34. 该项目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国家亚洲研究局主席、著名的中美关系专家理查德·埃林斯（Richard Ellings），知名“中国通”、曾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情报官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长期供职布鲁金斯学会负责俄罗斯欧亚项目的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安杰拉·斯滕特（Angela Stent），哈德逊研究所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等。Se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https://www.nbr. org/program/strategic-implications-of-russia-china-relations/
35. Richard J. Ellings and Robert Sutter, Axis of Authoritarians: Implications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8.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xis- of-authoritarians-implications-of-china-russia-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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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Hal Brands, “The Eurasian Nightmare. Chinese-Russian Conv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china/2022-02-25/eurasian-nightmare?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registered_user_welcome&utm_term=email_1&utm_content=20231125
38. “Putin to visit China to deepen ‘no limits’ partnership with Xi”, October 15, 2023, https://w ww.reuters.com/world/putin-visit-china-deepen-no-limits-partnership-with-xi-2023-10-15/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2月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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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obo Lo,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ssumptions, Myths and Realities”.
42.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43. Robert E. Hamilton, “Stress-Testing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y 25, 2023,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3/05/stress-testing-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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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Sergey Radchenko,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on’t Work”,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24, 2021,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8/driving-a-wedge-between-chi na-and-russia-won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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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引自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承担的2021年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的结项报告（未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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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Lindsay Maizland, “China and Russia: Exploring Ties Between Two Authoritarian Power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4, 2022,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russia- relationship-xi-putin-taiwan-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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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57.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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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Stephen J. Hadley, Karen Donfried, “Stephen Hadley on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Belfer Center, November 14, 2023,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 tion/stephen-hadley-major-challenges-facing-united-states-today
70. Andrey Kortunov, “Russia Facing China: Little Red Riding Hood or Cinderella?”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September 16,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 omments/analytics/russia-facing-china-little-red-riding-hood-or-cinderella/
71.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Анти-СВО и е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рофиль. 2023. №.11-12. С.40-42.
72.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国政府网，2022年3月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3/08/content_5677795.htm
73. “王毅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年7月8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207/t20220708_10717115.shtml
74.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新华网，2023年3月21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3/21/c_1129448868.htm
75. “中俄全方位合作务实高效”，人民网，2024年1月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0108/c1002-40154720.html
76. 关于认知结构的转换性及其转换规律的论述参见[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1页，第52-67页。也可参见国内学者相关梳理，陈英和：“皮亚杰学派与现代认知心理学关于儿童认知发展观点之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77. [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78. 本文的“全球转型”主要指：各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在此背景下的国际秩序的调整；作为内部制度变迁和国际秩序这两者间连接物的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这三者经过互动而形成的普遍性趋势与进程，可被视为是全球转型的总体态势。参见冯绍雷：“欧洲对抗与亚洲突围——全球转型中的欧亚新博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第84-91页；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Эпоха полураспада: от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 миропереходу//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9. T.17. №2; Владимир Барановски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динамика систем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7. №3; Barry Buzan,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9. 万青松：“2021年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中的新调适”，《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第164-192页。
80. 冯绍雷：“旧世界已老去， 新世界尚在构建中”，《文汇报》，2021年1月2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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