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双向奔赴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好地帮助彼此。”
“距离首次举办市咨会已经过了35年，我理解当时的上海需要国外的经验、技术，但发展至今，上海真的还需要市咨会的建议吗?”昨天（9月22日）举行的第36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期间，一名外国记者在采访市咨会名誉成员苏铭天时这样问道。
来自全球13个国家的34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用会议期间的真知灼见，以及他们所提交的共计长达400余页的提案，给出了属于他们的回答——上海需要市咨会，市咨会成员们也看好上海。围绕“引领范式变革，扩大开放合作，深化新时期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一主题，“洋高参”们与上海一道，共谋共促创新发展，共创共享美好未来。
双向奔赴中更好帮助彼此
“我很兴奋，市咨会的成员们将齐聚在上海，互相学习交流，加深国际间的合作和联系。”会议前夕，会议主席、罗氏集团董事会主席施万满怀期待。连续台风刚刚过去，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企业家们就准时赴约，齐聚上海的世界会客厅，本身就足够有意味。
会议开始前约半小时，许多来宾都已提前到场，却鲜有落座。他们或与老朋友寒暄交流，或拿出手机与新相识的伙伴交换联系方式。今年参加咨询会议的三十余名成员和特邀嘉宾里，有人是第一次参会，有人则早已把上海视为第二故乡。共同怀揣一份对上海的期待，他们相聚沪上，探讨新的发展机遇，为上海发展建言献策。
德迅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帆说，他非常看重能来到上海，并和本土品牌交流沟通，“在双向奔赴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好地帮助彼此。”
交流、沟通，这是每届市咨会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正如曾参加过多届市咨会并曾担任会议主席的S4 Capital 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苏铭天所体会到的，“无论是市咨会，抑或是其他交流平台，中外定期保持沟通，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在这样动态、及时的交流中，与会者们与上海共同触摸着时代的脉搏。
在这届市咨会上，科技与工业革命，成了会议发言者们频频提到的一个关键背景。
“我们正在见证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会议首场特邀主旨演讲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普山·杜特这样判断。咨询会议特邀演讲嘉宾、力拓集团董事长鲍达民则提到，20年前由美国主导的创新格局如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上海正在这场革命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形成基本框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卡尔斯滕·芬克在报告中提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上海-苏州集群”首次跻身全球“最佳科技集群”前五名。
在市咨会的专题讨论中，许多企业家都谈到了产业的科技转向。在星展集团首席执行官高博德看来，金融行业、银行业最大的范式转变就是人工智能。他希望上海能从技术、人才、风险评估等方面，协助“创新的扩散”。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博乐任则希望，上海能充分利用科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建立开放的数字业务平台。
上海的科创实践与企业家的积极建言充分表明，在今天，齐聚上海讨论科技创新的范式转换十分必要。恰如苏铭天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所说，“在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发生新的变化的时候，像市咨会这样的机制，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打造鼓励创新的生态系统
“一个成功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六大要素。”鲍达民指出，要营造良好的科创环境，需要在人才密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支持性和稳定的政策、监管灵活性与良好的营商环境、投资者的广度和深度、市场规模与市场接近度等方面协同推进。
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注意到，如今创新生态系统已经不再强调将主要参与者集聚到单一区域或科学园内，而是更加注重培养微型创新生态系统与初创社区，提供社交、培训和创业活动。“上海这类世界级知识社区和设施仍稀缺，可以吸取海外先进经验，在上海建立一批专业化技术、符合新型生活、工作方式的‘微型创新设施’。”
“与上海最相似的全球创新中心，就是我的家乡纽约。”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柏说，两地的特色都是各自的街区，创新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都找到了最适合他们独特需求的地方。“把生态系统不同部分联系在一起，充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桥梁，确保他们相互合作，而不是开展不必要的竞争。”
上海应该如何进一步加速创新？在鲍达民看来，目前上海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已非常全面，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发展产业集群，吸引大量的人才，以及发展所需要的企业来开展研发，并成为全球知识产权流程的领先者。
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铭伦也十分关注政策与监管环境，“这是所有成功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他指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建立投资者信心、促进创新和商业化十分重要。而通过打造更加透明、简化和支持性的监管环境，上海可以吸引更广泛的全球风险投资来支持初创企业，形成良好生态系统。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应该吸引怎样的企业、怎样的人才，让他们开展怎样的研究？鲍达民向在场嘉宾分享了一篇刊登于1939年的文章，引发了不少企业家的共鸣。这篇题为《无用知识的用处》的文章中如此写道：“有好奇心而非直接的实际应用而驱动的对知识的追求，对于重大的智力和科学进步至关重要。”
“通用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会有滞后，比如电力的生产率提升花了四五十年。”普山·杜特也指出，评价通用技术时不应该有一种标准化的模式，决策者和公司都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可能更关注研发、科学家数量和专利论文，但如果考虑通用技术，更需要考量其技术扩散的能力。”
与此同时，宽容失败的氛围也被不少企业家提及。施铭伦建议，采用更宽容的、更有利于初创企业的破产法规。“来自硅谷和特拉维夫经验表明，在初创企业遭遇商业环境动荡或暂时陷入财务困境时，支持性的法规可以帮助他们进行重组，更快恢复元气。”
宏利金融总裁暨首席执行官高瑞宏也认为，要建立一个允许失败的创新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人才才会更敢于接受挑战。“给他们成功的机会，也给他们可以失败的机会，这样就会有更多人才愿意来到上海。”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慕德说。
打造开放合作的“灯塔”项目
新的形势下，开放与合作仍然十分重要。“成功的创新不能独立完成，因此我们要鼓励公私合营和私私合作，保证所有创新快速分享、加速应用，让各方人员包括研发者和资本提供者都参与进来。”宏利金融总裁暨首席执行官高瑞宏在会上说。
事实上，对于上海如何扩大开放与合作，金融企业家们最有话语权。“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交易”“允许在中国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个个过往开放的案例在会上被不断提及。不少金融行业与会企业家表示，上海可以借鉴过去打造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经验和模式，建设国际科创中心。
具体来看，一些建议希望把更多国际资源“引进来”。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总裁及集团首席执行官中岛达提出，参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做法，上海也可以设立一个国际合作特区，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等各个先进科技领域，放宽限制性管制，促进与世界各地的全球公司、初创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蒂森克虏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米格尔·洛佩兹提出，上海可以邀请跨国公司参与一些国家级项目或者标准制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创新加速，也有利于跨国公司更加有机地融入上海的创新生态。
还有一些建议期望上海能“走出去”。“上海可以进一步参与到国际合作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当中，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进一步显示上海在各产业知识产权方面保护的决心，影响全球标准的制定，让更多国家和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理解上海。”贝卡尔特董事会主席丁有仁说。
更多企业家认为，上海可以鼓励创建开放的科研平台，用数字化的手段加速合作与创新。“创新的本质是通过各个领域技术结合从而去实现我们的想法。”东芝公司最高顾问纲川智认为，促进创新的一个机制就是主动创造大家可以分享想法的平台。
这也是目前跨国企业加速自身创新的一种主流做法。在会上，西门子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博乐仁建议，上海应建立一个共享科研资源的“开放式创新平台”。这一平台可由政府、企业、高校、相关科研机构等共建，并组建专业运营公司负责创新中心的整体运营，促进跨国公司与本土科创主体的深度合作，开展前沿技术应用试点，打造开放合作的“灯塔”项目。
“如果能将上海2.2万家高科技企业连接起来，将上海50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连接起来，就会是我们实现大规模创新的不二之选。”博乐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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